余以为

民间组织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广州市自5月1日起，社会组织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无须再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这场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或许影响深远，但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成功的关键是要全面认识民间组织的贡献，让民间组织在政治上彻底脱敏。

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又称为NGO，非政府组织，该名词最早出现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的文件中，当时NGO系指所有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在内。后来才把NGO特指无需纳税的非营利组织（NPO），与需要纳税的企业区别开来，随着NGO一词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词义日趋狭义化，几乎成为慈善组织的同义词。不过就其本意，民间组织的内涵非常丰富，小到家庭，大到学校、寺庙，这些耳熟能详的社会组织既非政府，亦非营利机构，都可以看作民间组织。

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组织和企业同是政治敏感事物，但是之后企业几乎完全脱敏，民间组织滞后三十年才刚刚走出敏感地带，境遇差别如此之大，值得深思。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企业应当比民间组织更敏感才对，NGO不以营利为目的，故不存在剥削嫌疑。宪法没有条文规定私人有权办企业，第35条却明文规定国民享有结社自由，民间组织是宪法35条的具体落实，可见民间组织书面政治待遇高于企业，但现实情况正好相反，原因何在？

NGO一不纳税二不行贿，这是最直观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欧陆左翼激进主义及其衍生品——全能型政府思想，将政府之外的组织形式统统当成政府的竞争对手，甚至威胁。文革期间连家庭都成了革命对象，就是激进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

文革之后企业得以脱敏，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变了，而是

据《马尼拉公报》5月3日报道，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埃德温-拉谢尔称，菲律宾正式将黄岩岛称为“帕纳塔格礁”（Panatag Shoal）。党媒称此举为“改名”，并“挑衅”中国。见如此蠢话，忍不住说几句。

此前菲律宾政府曾用过另外两种称呼：斯卡伯勒礁（Scarborough Shoal）和巴约的马辛洛克（Bajo de Masinloc）。如果说命名“帕纳塔格礁”是挑衅中国，那么此前用的两个名字就尊重中国主权了吗？显然“改名”“挑衅”一说不成立，那不是“改名”，而是“定名”。菲律宾政府发言人说得有理有节：“我们愿意称它为帕纳塔格礁。”记者问及这一称呼是否意味着菲律宾对该岛的所有权时，拉谢尔表示是“为了简洁”。

黄岩岛争端的分歧是中方把黄岩岛当成主权明确地区，菲方当成主权未定地区，美国的态度不准动武，只可诉诸国际法。1970年代以前，南海诸岛整体属于中华民国，并无争议。1970年代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不被联合国承认，北京政府开始进占南海诸岛。北京占得，马尼拉、河内占不得？南海诸岛遂由主权明确变成未定状态，周边国家见有机可乘，才开始浑水摸鱼。

北京政府没有从中华民国那里获得类似大清皇帝逊位诏书那样的继承文件，菲律宾声称要诉诸国际法庭，正是抓住了中国政府的弱点。中国政府叫嚣诉诸武力，一副不服国际警察管制的口吻，可是只派海监和渔政船对峙，还不如菲律宾强硬，派军舰上场。菲方军力羸弱，它的底气来自美国禁止动武的训令。

当年两广总督叶名琛对付英国的策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南方航空》

中产阶级下流化是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一向稳 定的日本中产阶级正在萎缩，年轻一代从中产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下流化”的概念迅速被中国学者接受，《人民日报》、新华 网等官方媒体也介入讨论。虽然中日两国“下流化”原因有别，但是中国社会感受之深不亚于日本。

其实很多国家出现了与日本类似的现象，它是全球化趋势下先发国家产业向后发国家转移的结果。 产业消失了，未到退休年龄产业工人要么失业，要么屈就于不熟练的岗位，收入下降。日本人痛感特别明显，那是因为日本企业文化讲究终身雇佣，人事管理特别重 视年资，职员从入职那一天开始，就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清晰的预期，好处是员工流动少。美国泰勒制管理是按照工人的平均水平设计生产流程，而日本企业可以做 到因人定岗，在技术更新比较慢的行业，日本企业可以做得比美国企业更精致，缺陷是企业转身慢。在数字化、网络化大潮面前，日本电子业比韩国台湾同行还迟 钝。这是日本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造成的，政府试图以补贴保就业，实际效果是保了颓势产业，挤占了新兴企业的发展空间。

中国情况不同在于，人们在中产阶级的位置上屁股未坐热，就面临下流化的重压。现在流行话语中 的中产阶级包括狭义的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阶层。狭义的中产阶级是指中小企业主，他们是社会创新的主力。中等收入阶层内涵更宽泛，包括收入较高的工薪阶 层，他们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承受者。

大企业承担的市场功能是普遍服务和模式化生产，中小企业承担的市场功能是创新，创新亦即试 错。资本主义

市交委要求公交企业对“车身广告（占车窗位置），影响行车安全的”，“车身广告画面残旧的”，“车身广告内容不雅或粗俗的”三种情形的车身广告进行清理，结果不但车身广告变得残缺不全，还面临广告主巨额索赔。

市交委的要求单从字面上理解并不过分，问题是这些理由为什么过去不生效？

广告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建国初曾经与黄赌毒一道被一扫而光，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恢复，一度当成思想解放的结晶和市场经济的展示。不过凡事都有个度，现在广告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那就不是思想解放，而是肆无忌惮了。比如电梯里的广告，说明业主的公共生活空间被物业管理公司拿去盗卖了，反映业主权利未受到尊重。而地铁里铺天盖地的广告，则反映市民的感情不受尊重。

市交委的广告清理指令，看似为民做主，但是市民并不买帐。如果搞个民意调查，我相信市民会站在被治理的公交企业、广告制作公司和广告投放业主一边。因为市交委的指令缺乏前奏，破坏了市场惯例和预期，给企业经营者造成困扰，增加了不确定性风险。公交车广告失范，固然企业有责任，但主管部门亦负有渎职责任，恐怕还是主要责任，而改正的后果全由企业承担，显失公平。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所以改革开放的最宝贵成果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而是法治逐渐恢复，令市场经济有了生长空间。如果把企业比作汽车发动机，政府比作方向盘，那么法治就好比避震弹簧。车速太快会导致车身不稳，乱打方向盘也会导致的车身不稳，但是避震坏掉会直接导致车身不稳，寸步难行。豪车与廉价车主要差别在于避震系统的优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别在于法治水平的高低。

法治精神就

近期两起逃亡事件，起因相同，地方大员割据。

微博上全民顶礼膜拜的一对男女英雄，所做的仅仅为盲人带路。盲人既非刑事犯，亦非政治犯，只因地方政府不喜欢，就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软禁他，禁止外间探访，最终盲人在世界人民的帮助下还是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包围圈。

为什么不把他抓进监狱？要装着中国还是个法制社会吧。可是软禁就不违反法制吗？原来是上行下效，让盲人享受总书记待遇。总书记有不逃的自觉性，盲人却没有那精神负担，结果东施效颦，贻笑大方。局是地方设的，脸是中央丢的。

天天把统一挂在嘴上，为预防独立王国，人事安排上说得好听搞五湖四海，说得不好听是掺沙子，挖墙脚，互相牵制。效率低了，统一却不见来。这套制度蠢得我不好意思开口形容，我怕侮辱动物。

国家要统一，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纸宪法。先不要去搞什么政改，也不要每五年给宪法找一次茬。先搞个宪法法院，三五个大法官组成，江平、郭道晖是现成的，他们都是党的人，让首席大法盲加入也可以，只要他脸皮够厚，不怕遗臭万年。把违宪审查搞起来，把现成的宪法统一落实下去。让宪法为党中央国务院保驾护航。这有多难？

广州市政府拟从今年起至2016年花四年多的时间，花费60亿元治理空气中的PM2.5，力争在国内特大城市中率先达到新国标。

四年60亿看起来很多，与治水预算比起来却少得可怜。光是治理荔枝湾涌、东濠涌 、猎德涌今明两年市政府就准备继续投入59.7亿元，相当于比全市“治气”预算多了一倍。早就听闻这三条涌被改造得很漂亮了，成为广州市新的景观，又有人跳下去玩水了。忘记多久以前太太提议全家去看看，不过一直没有成行，因为有点远，必须开车。而附近散步可达的沙河涌继续散发难闻的气味。市政府连续多年每天1亿地往水里砸钱，全市按人头分下来，以数万元计，像我一样很多市民却丝毫没有受益。

河涌改造当然属于公共品，不过公共有程度之分。比如住宅小区安全也有公共性，却由业主自行负责，公安局并不会派警察在小区巡逻。因为小区安全的受益人容易界定，用者自负的公平性和效率都比交给政府去做更高。同样基于受益与投入对等原则，河涌改造最好放手交给区政府、街道，甚至打包给企业去投资，他们从沿线地产物业升值和税收增长中取得回报，免得我等完全不受益的市民愤懑。

和河涌、治安相比，治理空气污染堪称最公共的服务。污浊的空气童叟无欺，贵贱不分，公平公开公正地毒害每一位市民。空气净化设备管得了室内管不了室外，再有权有势也不可能背个氧气瓶出门。面对空气污染，市民避无可避，徒叹奈何，唯有政府出手。现在政府终于出手，尽管不如治水大手笔，仍然值得高兴。

达不达国标，市民不关心，市民关心未来可以少吸入多少污染物。如今政府不缺钱，只是缺乏效率。治气钱少不要紧，只要花得效率高，仍然可以造福于市民，达到数倍财政开支的效果。

为化解驾考学员大量积压的困境，市交委出台新规，拟以驾考合格率限制驾校招生数量。面对驾校和公众一边倒的反对声浪，市交委内部人士声称新规将促进驾校良性竞争。

如 同恋爱与结婚，驾驶培训与驾照考试本来是两回事，在中国却被捆绑在一起，必须参与驾培才有考试资格，恋爱必须结婚，结婚需经恋爱。在汽车日益普及的今天， 人们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未经培训已经具备了驾驶技能，直接参加考试就能通过。对他们来说参加驾驶培训学校，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随着国民流动性增加，特别 是国际交流日益频密，这个中国特色屡屡被人诟病，未料到时代潮流在往前涌，政府管理却开倒车，不但不把驾考与驾培分割，反而捆绑得更紧密。

中 国没有事情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但官员不是神仙，凡事都管结果必然是凡事都乱，当年在“革委会”统一领导下，社会就是乱成一锅粥。好在近年来部门分工日渐明 确，有分工就有分权，有分权就有制度化的必要。驾考属于公安机关管理，驾培属于交通部门管理，于是两个行业在广州出现不同状况，驾考一家独大，驾培则比较 社会化。

行政垄断是供应短缺的充分条件，放松行政管制是供应充足的必要条件。驾考垄断与驾培开放，于是驾考 能力跟不上驾培能力，学员驾考积压严重。按照国内正常的制度演进方向，应该是加大放开力度，让民营机构承办驾考业务。驾考不涉及国家机密与社会稳定，按照 《行政许可法》，找不到不放开的依据。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放开了民办驾考，有国内成例可依。再加上近年来网络通讯能力提升迅猛，政府部门监控社会驾考机 构的能力也加强了，应该更加放心才是。

记得当年学车的时候，教练带我们进岑村汽车驾驶训练基地练车，也就是

15日晚上8点多，22岁女大学生阿霞行经广州市科韵路绿道时，遭遇匪徒，身中十几处刀伤，左颈动静脉皆被刺断，送至医院后不治身亡。行凶之处距离她居住的聚宝苑小区门口仅20米远。案发后，该处增设保安站岗，可减轻小区居民近期起居出行受到的影响，但是心理阴影不那么容易扫除。

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不算突发公共事件，不过给市民留下的心理阴影却不亚于公共事件。案发时间才8点多，广州的夜生活还没有开始。案发地点虽然不如市中心热闹，但不偏僻，也不是城中村。黄埔大道和中山大道是广州东西方向两条主干道，科韵路是广州南北方向主干道之一，聚宝苑小区隔科韵路相望就是广州信息港，高科技企业扎堆之地，网易总部就在那里，相信聚宝苑小区里居住着众多青年才俊。

阿霞的不幸，我能躲得了么？居住在广州的人们看了这条新闻自觉不自觉地会这么想，效果跟恐怖袭击差不多。因为恐惧，有多少原本打算做的事情没有做，有多少原本可以认识的人不敢结交，由于害怕，有多少能人不敢南下，有多少才俊北上！这笔帐没法算，不过可以肯定负面的心理影响非常大。

过去我们信奉唯物主义，对精神疾患不太重视。现在打开报章，每天都有大量由精神问题引起的社会新闻，媒体对精神疾患术语用得很熟练了，精神分裂、抑郁症、躁狂症、孤独症…….

有个成语叫作杀鸡儆猴，不说杀鸡儆别的动物，因为猴子的心智在动物中最接近人，不过猴子的心理活动远没有人类复杂，杀鸡只能吓到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哀伤，在动物界是独一无二的。从最早的葬礼遗迹可知，人类出现这种高级心理活动不超过二十万年。人类不光对他人的死亡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对他人经受的痛

<羊城晚报>

据报载，目前国内公募基金经理的平均从业时间不到两年半，四分之一不足一年，你甘心把财富交给“菜鸟”基金经理们打理吗？

公募基金充斥着“菜鸟”经理，与其说是基金业过度繁荣，不如说公募基金公司之间竞争不够激烈。连资格老一点的基金经理都请不到，还能把基金发出去，可见发行特权有多严重。与发行优势相伴的是管理上的制约。私募基金经理薪酬水平远比公募基金高，而且管理制度灵活，所以大量公募基金经理流向了私募。

基金经理个人水平在决定基金盈亏能力的诸多因素中最为突出，不像其他行业取决于公司管理水平。基金管理与律师行业最为接近，所以私募基金公司的结构也跟律师事务所类似，往往采取合伙人制，很多明星基金经理都是私募基金的合伙人，主要收入来自利润分红。私募基金具有人才优势，却打不败公募基金，因为公募基金具有发行优势，而私募基金投资门槛被设定得非常高。换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小基民得不到明星基金经理的服务。都是用人民币购买股票，刻板地区分公募、私募其实有点无聊。只有放松管制，让公募、私募直接火拼，增加公募基金的竞争激烈程度，基民才能获得更优质的服务。

公募基金不光基金经理人从业经验不足，而且“老鼠仓”现象高发，基民的钱不光是被人拿去练手艺，而且是被拿去抬轿子了。只有让“老鼠仓”危及基金公司生死存亡，让一批公募基金公司在竞争中关门大吉，才能根本上刹住“老鼠仓”歪风。私募基金经理的业绩与收入相关性高于公募基金，所以“老鼠仓”现象相对少些。引入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直接竞争，也有助于治理“老鼠仓”现象。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达不

“论语”二字放在一起，今人不好理解，不过读音提供了线索。论字在此处一般读作第二声，同伦字，古代论伦相通，《论语》是“关于伦理之语录”。

《金 钱论语》没有理论，没有伦理，除了都是微博体，我没看出和《论语》有啥相似之处。如果让我起书名，会叫作《牛逼画语》。《金钱论语》配图份量极重，两百来 页的书，配了一百多幅漫画，说图配文没错，说文配图也差不离。漫画作者是国内顶尖时事漫画家邝飚，飚哥出品，必属精品，哪怕只读图，都值回了书钱。

和 配图相比，文字会有些争议。封面slogan：“一本书看透金钱、权力和性”，非牛逼之人不敢夸下如此海口。作者邓良平的确是个牛逼人物，他的好友段永平 在创业和投资两个领域做到极致，邓良平在这两个领域虽然比不上段永平，但是他跨界玩得比段永平好。他曾经享受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同等待遇，这事儿不好说太 细。好奇是人的天性，即使禁锢的地点是人间仙境，也会无聊透顶。中国的皇帝大多就是在金碧辉煌的皇宫中穷极无聊地度过一生，为了江山社稷日夜操劳，往往子 嗣未成年，身体先耗成药渣。英国的温莎公爵爱美人不爱江山，其实是人之常情。邓良平过着皇帝也体验不到的自在生活，最后把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用“牛逼感”给 概括了，充分利用了汉语的张力。

当然，试图用薄薄一本书把男人最关心三件事“钱、权力和性”说透，野心太 大。牛逼能招徕异性和顾客，却也遭同性、同行嫉恨的。《金钱论语》读下来，既有世事洞明之深刻，也有玩世不恭的戏谑。现在资讯泛滥，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大 部头很难勾起阅读欲望，而《金钱论语》最不缺的就是趣味，适合放在马桶边当作闲书，充实碎片时间，或者能启发创富灵感。

据报道，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13日审议通过了万科江湾大桥以东地块规划调整。原本规划建设200米高的超高层商住楼修改为文化设施用地，由市政府收回用于建设孙中山纪念馆。

本次规划的地块在广州市大元帅府旁，2007年3月由万科信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4.6亿元的“地王”价格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据悉，广州市政府已基本与原业主万科信诚房地产公司达成补偿协议。

政府收回“地王”，给人第一感觉是开发商眼见市道不好，赢利困难，便巧妙运作，让政府主动收回，不但体面退出，还能捞一笔赔偿费用。幸好开发商是口碑尚佳的万科，而且当年的每平米7082元的“地王”价格，放在如今市中心单价超过2万的市道中，不但没有赢利压力，而且赢利空间非常可观，但这并不足以解除市民的全部疑问。

广州是孙中山领导革命运动的根据地，纪念孙中山理所当然，但是万事都有个度，过了度，好事就会变坏事，文化资源也存在开发过度的问题。孙中山的纪念标志到处都是，比如广州有了中山路，又搞中山大道，令外地人极易混淆；有了中山大学，又搞中山医科大学，前几年才合并。广州早有孙中山纪念堂，陈济棠时代于总统府原址兴建，一栋结合中国传统风格和现代技术的著名建筑，已成为历史文物和旅游景观，料想新建的中山纪念馆恐怕很难压过中山纪念堂的风头，却会给游客造成辨识上的困难，光从字面上很难看出堂与馆有什么差别。更何况，中山大学里面，其实已经有一座规模宏伟的孙中山纪念馆。面对躲都躲不掉的“中山”二字，忍不住会问：广州建城两千多年历史，除了孙中山难道没有其他人物能拿得出手吗？

所谓时势造英雄，任何成功的政治人物都与其

广州自2003年下半年起，由市交委推动使用LPG公交车。此后共计投入24亿元，至今已有2.4万辆LPG（液化石油汽）车辆，占公交和出租车95%以上。广州市环保部门近日宣布，今后公交和出租车将逐步替换使用LNG（液化天然气），但LPG具体退出时间表尚未确定。

P换成N，一个字母而已，听起来很轻松，算起帐来心痛。LPG和LNG车辆不兼容，存储和加气设施不兼容，24亿LPG投入打了水漂，全部换成LNG还不知道要花多钱。回顾8年来LGP的发展历程，像是上演一出荒诞剧。

LPG替代柴油发动机，减少了尾气中可见的黑烟污染。当初为LPG发展制造舆论，还有记者特意去拍柴油公交车的黑烟。可实际上LPG却是PM2.5的排放大户，灰霾的罪魁祸首，对人体的危害比黑烟还大，只是PM2.5颗粒占了肉眼不可见的便宜。自LPG项目开始就有意见认为LNG更优越，争论是在专家与专家，部门与部门之间进行的，市民只有看热闹的份，但是最后由看热闹的市民买单。

LPG污染虽然不可见，但是用仪器测试轻而易举。而且LPG与LNG并非广州率先使用，两者特性国际上早有定论，查查资料就可以了，测试都免了。深圳市2007年就放弃LPG，改用LNG车辆，珠三角其他城市也都在发展LNG，唯独力挺LPG的广州市交委绝不妥协，对环保部门的意见置若罔闻，继续耗费金钱发展和改装LPG车辆，直到公交和出租车差不多改造完毕。如今由环保部门宣布LPG谢幕，LNG登场，令人生疑。是什么原因促使一向强势的市交委在这个时间点上甘愿让老对手喧宾夺主？现在坊间已经有传言：LPG改装车赚到头了，换LNG改装再赚一遍。

凶嫌姐妹的金钱帝国

《布隆博格商业周刊》

China Murder Suspect’s Sisters Ran $126 Million Empire

The sisters of Gu Kailai, who is suspected of murdering a U.K. citizen and is the wife of disgraced Chinese official Bo Xilai, controlled a web of businesses from Beijing to Hong Kong to the Caribbean worth at least $126 million, regulatory and corporate filings show.

杀害英国公民的嫌犯和中国被贬谪官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据信她的姐姐们从从北京到香港到加勒比，所运作的财富至少1.26亿美元。

Gu Kailai, 53, was the youngest of five daughters of 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according to a Chinese- language

猎德村中小学由猎德村出地兼出资5000万建设，建成后产权移交天河区教育局，学校更名为“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有近百年历史的猎德小学将从地球上消失。面对村民的抗议，教育局解释说该校为公办非贵族学校，允许村民子弟入学。

真是答非所问。村民要的是学校，有自己的学校还稀罕那几十个学位？再说猎德村民有天河区户籍，天河区提供学位乃职责所在，不能作交换条件。产权转移的根据仅仅是一份文件，文件又不是法律，法律还可能违反上位法而无效，自然法是最高法则。猎德村出钱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的学校，理当归猎德村所有，这就是自然法则。

产权变更也就算了，连名都不留下，做得够绝。天河之名源自天河村，跟猎德村说不定祖上结过仇，比邻而居争田争水在所难免。天河之名被区借走之后，名气大了，但是牺牲了辨识度，如今问路人天河村在哪里，知道的恐怕不多。外国语学校也是泛滥成灾，两个滥用的词组合在一起很难记住。丢弃猎德之名，对村民是蛮横，对广州是败家，对新业主则是愚蠢。

猎德学校有优越硬件、有百年无形资产、又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只要产权明晰，办学权有保障，猎德学校不办成名校都难。教育局不敢公开说办贵族学校，猎德村可以。贵族即地主，猎德村民都是地主，是贵族。有眼不识真古董、真文化，所以有眼不识真贵族倒也不奇怪。

教育局声称新学校1800个学位大多数供应周边社区，试图拉拢多数压少数。珠江新城学位不紧张，该校又提供住宿，明显是弄成假民办将来收择校费去的。教育局办假民办，都是靠公办学校输血而成，假民办越多，公办学校失血越严重，教育资源分配越畸形。猎德村民不答应，天河区居民更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