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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恩格斯的反思  

2007-03-30 19:53:52|  分类: 辨史明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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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谢韬启发,找来恩格斯晚年文章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就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原来恩格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他把激进主义者、暴力革命者戏称为“庸俗民主派”,宣称“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恩格斯甚至算不上现代意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因为他明确反对再分配。他只是强调“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现代社会主要的两种所有制形式——股份制和合作制,都符合“社会所有”的标准。现在看来,他仅剩的不切实际的观点是反对雇用,SOHO虽然流行却并不是主流,但未来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并不知道。总的说来,恩格斯是个非常温和而且现代化的人,不象激进主义那样反社会倾向严重。如果恩格斯生活在今天,会是典型的一个自由主义者。

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365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119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时期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连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全面的总结,更何况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还没有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蔽作用状态。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观,决不能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作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难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所面对的种种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无能为力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1849—1850年的秋冬,情况也是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马克思由于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能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

第一次检验是这样来的: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空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最近10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生身的母亲;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前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时评(5—10月)》,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366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续评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评作为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检验更为严格。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从1848年2月起直到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为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版,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①)。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谈到了本书中所描述的时期,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作出的第二次记述与本书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只须作很少的改动。

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第二章中,讲到被称作“初次概述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但是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①可见,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扩大到占有交换手段上,那么这种扩大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况且,按《共产党宣言》来看这种扩大是不言而喻的。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交给社会。这些先生大概很难说清楚,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林地367及其他捐赠在内的贫民救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整体所有,即归了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正是我们想要废除的。

──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而现在又是它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暴动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一举彻底打败“压迫者”,我们却估计到在铲除“压迫者”之后,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彼此之间进行长时期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作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关照,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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