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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观念上的东莞共同体?  

2008-01-31 20:30:21|  分类: 地方主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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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23日下午,在东莞大朗镇某餐厅,一男子抢了一名食客挎包转身就跑,餐厅老板方永洪在追赶歹徒的途中被刺身亡。警方仍在侦查中,被抢包的食客却消失了。此桩惨案中的刑事罪行令人痛心,更值得深议的是当今的道德困境。方永红产生追逐歹徒的冲动,绝不是来自利益与安危的算计,而是内心的道德勇气所驱使。

道德勇气所起的作用实实在在,认真分析起来却有些虚无缥缈,正如孟子所言“不虑而知”。 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人人生而有之,和教育程度关系不密切,顾虑越多可能越缺乏道德勇气。尽管如此,还是可以通过现象比较来说一说。

歹徒、食客、老板、警察,四方构成一个社会缩影。歹徒抢食客,警察事后捉歹徒,这是我们熟悉的情节。方老板现场挺身而出,肯定出乎歹徒意料,冒死罪的风险抢一个包不符合犯罪理性。恐怕也出乎食客的意料,他至今没有想清楚如何面对警方和方老板家属,尽管他一点责任也没有。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在现场会去追歹徒吗?多半不会。但是,如果家人、朋友被抢,挺身而出者大有人在。如果在一个偏僻乡村发生抢劫案,挺身而出的乡亲大有人在。为什么在东莞街头见义勇为就出人意料呢?

因为东莞居民流动性极大,居民们还没有建立地域共同体的观念。外来工会以家乡之荣为荣,以家乡之耻为耻。外乡人在东莞打工,遇到老乡会倍加亲切,甚于同事或者邻居。因为缺乏地域共同体观念,所以街头见义勇为者少,所以犯罪率高,所以表现为东莞市民道德勇气低下。相反,在那些居民流动性低的地方,见义勇为以及民间互助现象会更普遍,犯罪率相应低得多,。明白这些因果关系,就不难找到提升道德水准,降低犯罪率的方法。

首先,移民社会由于人际间天然的地域共同体尚不成熟,人为的共同体——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比如居民流动性高的社会,警员占人口比例应该高于流动性低的社会。现实情况却正好相反,警员数量按户籍人口数配置,流入人口越多的地方,警力越不足。这是珠三角城市的普遍现象,各地方政府虽然增加了协警、治安员等编制,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有差距。同样作为执法机构的城管,应当纳入警察队伍。强制力越分散,管制越困难,既容易出事故,执法效率又低。如果城管队伍纳入警察编制,可以及时缓解警力不足的问题。

其次,政府要让新移民尽快产生地域认同感,催熟民间社会。民间团体不是政府的竞争者,而是政府职能的互补者。在建立地域认同感方面,由民间团体来操作比政府会有效得多。就拿方老板这个案例来说吧,相信政府会给方老板家属予以抚恤金。不过政府支出始终少了一层人情味,假如让民间团体出面组织市民自愿捐赠,这个捐赠的过程就是市民进行地域观念的自我训练,无数陌生人的自愿捐赠,不仅在物质上,更是对烈士家属精神上最大的慰籍。这是政府作为难以达到的效果。

最后,如果方老板的家属还没有东莞本地户口,政府宜及时给与他们办迁入手续,因为方老板在观念和行动上已经把自己当作东莞人了,他比许多有户口、高文凭、高收入的东莞人更有资格拥有它。只有象方老板那样的东莞市民多起来,东莞才会成为全体东莞居民观念上的共同体,关注身边的事务,以东莞之荣为荣,以东莞之耻为耻。那样的话,东莞的父母官也就好当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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