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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炼们如何告别《摩登时代》?  

2008-12-04 18:46:20|  分类: 珠江闲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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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炼,一个因为失踪而著名的青年民工。有人把他的留言与潘晓来信相提并论,我却想起七十多年前的夏尔洛,《摩登时代》的男主角。《摩登时代》序幕是一大群绵羊走过,紧接着一大群工人走进工厂,以蒙太奇手法比喻早期工业化时代工人的处境。现在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70多年前又是那么相似,罗炼就是在类似的时代中,一只不甘心当羊的羊。罗炼还只能说或许是遭遇到精神问题,那夏尔洛则是确切无疑的精神错乱了。

重温《摩登时代》,使我们看到罗炼不是一个人在挣扎,也不是只有中国民工在挣扎,世界各国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卓别林用他天才般的肢体表现力,不仅展示了夏尔洛在工业时代的个人困境,而且用夏洛尔看似癫狂的行为预言了接下来的数年里世界各国为走出经济危机所作出的尝试和努力:街头游行与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地流浪与放任的市场经济、监狱里有保障的生活与苏联体制。卓别林本意是用监狱生活的相对幸福,来讽刺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不足,却被美国当局认为美化了苏联体制,有宣传共产主义嫌疑。也许这对于卓别林本人是个冤枉,但是用监狱般的管制取代市场经济,确实是上个世纪许多国家的选择。

经过上个世纪的国家演义,证明市场经济比卓别林那个时代的普遍想象更为坚强,民主政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毋庸置疑。而全球性金融危机再次降临,说明世界人民与中国民工们一同遭遇着困惑,也许阶段不同,困惑不同。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优势是有众多前车之鉴,国家层面的路径选择当无疑义,无需像发达国家那样左右徘徊。但是从《摩登时代》走向后《摩登时代》的转型过程中,如何降低个人所承担的代价,似乎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重负也许压垮了罗炼,但是不能任其压垮一代人,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走出《摩登时代》。没有健康的这一代人,也就没有健康的下一代人,也就没有未来。

上个世纪的国家演义表明,个人的精神错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集体的非理性。潘晓来信,代表了告别癫狂,回归理性时代的迷茫。三十年后,我们还会重复非理性吗?也许不能否定的那么干脆,也许若干年后回想起来,我们已经处于癫狂之中。术业有专攻,资本应该让资本家去运作,机器应该让工程师去改良。全民讨论产业升级是理性的表现吗?

只有人,才是永远的公共话题。为了这个公共话题,所以建立公共媒体,所以建立了公共财政,所以我们纳税缴费,这是最基本的理性安排。美国人的宗教信念保护了他们的经济体制过了艰难时刻,并且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政府转型。传统的家庭观念庇护中国人数千年,但在家庭离散之后没有庇护困境中罗炼。人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或者经济转型的代价。因此,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心理医生,而是政府转型,让人人重享家庭温暖的政府,满足人民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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