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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于光远著作指导改革30年   

2013-10-01 10:29:07|  分类: 纪念任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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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曹思源的文章《感念恩师于光远》,于老的原教旨情结,我也有领教。我厌恶马克思主义,却同样为于老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马克思说:“到了一定年纪因为什么而去见上帝,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信仰唯物主义的于老去世,本不应该悲伤。于光远98岁高龄寿终,按佛教的说法是喜丧,来世投胎非富即贵。儒家不信转世,逝者逝矣,生者仍需尽孝。曹兄与于老有师生情谊,悲痛至极。

我聆听过于老演讲,在小范围的讨论会上见过几次,只能算认识于老。对于老仙逝有些伤感,感怀国运。相同的感受就不说了,尽量说些不同的,作为纪念。

于光远最为人称道的是博学,无疑他智商很高。1934年,于光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同班。1935年,导师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将于光远的相对论论文交给爱因斯坦,这篇本科生的论文,爱因斯坦竟然给予了指导意见。如果于光远继续从事理论物理研究,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几率很大。

于光远对政治的兴趣,很快超过了学术,大学期间热心参与一二九运动,毕业后奉命南下广州,以教书为幌子,发展地下组织。后因身份暴露,奔赴延安。一到延安就得到毛泽东赏识,当上了近臣——图书馆馆长。毛泽东好读书,但是外语盲、数学盲,有这两类特长的人容易受毛倚重,于光远正好吻合。毛泽东对苏联人不放心,于光远是中国人培养出来的学者,于是安排他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于光远书生意气比较重,不太善于做行政工作,这份研究型的工作正好对胃口。于光远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权威,沿用几十年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就出自他的手笔。

邓小平时代,于光远心灰意冷,走向社会,关注和思考很多领域的问题,有不错的心得。有人据此说于老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我不以为然,那不会比普通的专栏作家更深刻。哪怕经济学领域,于老的见识也不如一介本科生。于老虽然有学者潜质,但没有选择恰当的道路。如果一定要称其为家,就是玩家,反正于老的学问让我钦佩不起来。

胡温刚接班的时候,改革派元老中间弥漫着乐观情绪,以李锐为甚,于老本来是话痨,对此只说了四个字:“与虎谋皮”。这才是于老智慧闪光之处,智者知人,知人最难。

于老堪称毛泽东时代最幸运的人,我还知道一个幸运儿——袁伟时先生,但远不及于光远幸运。近三十年时间,于老不仅未曾挨过整肃,也不用花费心思整肃别人,更难得——有钱,钱来自《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稿费,教材销量仅次于毛著吧。如果说毛是首富,于老大约是二富,虽然数额差距极大,但毛是土豪,不如上海小开出身的于老懂得享受。于老是那个年代屈指可数的“高帅富”,高龄仍风度翩翩,难以想象年轻时帅成什么样子,难怪江青为之侧目。于老有钱不仅花在享受上,也交党费和资助公益事业,把社会关系打点周全。于老不仅自己幸运,也把幸运带给别人,经他提携的郑必坚、龚育之等人,不仅受上峰器重,而且都能善始善终。

苏联体制政教合一,宣传部相当于罗马教廷的传教部。于老长期任职宣传部,担任科学处处长。如果说宣传部是社会主义的引擎,那么科学处就是方向盘,处长就是司机,因为马克思主义又称科学社会主义。谁科学,谁不科学,科学处处长一言九鼎。上世纪八零年代钱学森掀起的伪科学浪潮,就是于光远打压下去的。

中共体制往往因人设事,名实不符,职务说明不了问题,用“毛泽东的科学顾问”来形容于老的身份,更容易理解。很难说于老当时作过什么贡献,但是对比李森科在苏联的所作所为,可以设想,假如别的什么人,比如钱学森占了于老的位置,危害会有多大!于老有防灾减害之功。

于老虽然笃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人性未泯,热爱生命,享受生活,在周扬挨批的时候,他站在人道主义一边。人道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分支。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冲击神道主义的结果,借鉴教会体制的多一点就成了极权主义,反之就是人道社会主义。马克思虽然是极权推手之一,但是作为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当然留下众多人道主义的话语,于老用这些东西回敬胡乔木、邓力群之流,令其气焰有所收敛。

人道主义的理论源头是儒家,儒家启蒙了法国,但儒家不是发明了人道主义,而是对人性作了总结归纳。于老虽然反儒家、反封建、反传统,但善性仍存,也许得益于他出身富裕家庭,少有怨尤,又半路出道。很遗憾于老早年没有学习古代经典,没有认识到人道主义的源头在儒家,因反感“中国特色”,而未被邓小平收入幕中。于老提携的郑必坚,虽然替邓小平撑起了“中国特色”的旗帜,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极为有限,没能帮助邓小平以“小康”理想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信仰已动摇,新的指导思想进不来,旧的儒学理解不了,领导层只得照着于光远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来实践,教材中批判什么,就做什么。以为那就是资本主义,就是开放搞活。其实书本中那种资本主义从未真实存在过,既不存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小农经济”的中国,也没有存在于工业化的发源地英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源自宗教徒不适应世俗社会,而吐露的怨言,他们不理解世俗社会的伦理规范,尽用恶意辞藻来形容自由社会的人情世故,结果《政治经济学》教出来的干部,对待社会充满恶意。

这能怪罪于光远吗?于光远也年少无知过,他要怪罪五四一代,五四一代要怪罪辛亥一代,辛亥一代要怪罪甲午一代……所以我们还是认命吧,从自己做起。天将降大任于吾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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