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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刘军宁,杜威哪里错了?  

2014-06-20 09:38:10|  分类: 若有所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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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刘军宁,杜威哪里错了?

作者:余以为

刘军宁的文章《杜威的思想为什么有害?》在朋友圈见到很多人转,我跟杜威不熟,但直觉令我对此标题不爽。

当代中国人未必了解多少杜威,杜威作为胡适老师而为人所知。刘军宁说杜威的思想有害,在很多人的理解里,等于在说胡适的思想有害。胡适的思想当然值得反思,但是说“有害”,要为己丑之变、文革等历史事件负责,则言重了。白话文运动造成严重后果,那是国运欠佳。国变之际,适逢极权主义思潮狂飙,而民国初年恰好陷入崇拜西方(含日本)的狂热之中,胡适等一批二十出头的海归被推上文化舞台中心,已经很能反映当时的情形。在同时代的海归当中,胡适等英美海归比起日欧海归,温和得多。胡适在台湾的影响比在大陆持续时间长,看不出对台湾造成了什么祸害。


胡适如同老师杜威一样,致力于社会革新,但不以破坏旧秩序为目的,属于典型的自由主义。杜威的论争对手是白璧德,白璧德是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两人虽为论敌,却在反对极权主义上高度一致。两人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人性的乐观与悲观,白璧德担心去宗教化之后,陷入马基雅维利主义状态,这在欧洲曾经发生过,并非凭空臆想。刘军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可以理解,但弊端和白璧德一样,道理上讲不清楚,所以白璧德影响力不如杜威。《杜威的思想为什么有害?》一文本中推定杜威思想有害的两个根据都不可靠。

首先,刘军宁写道:“一家历史悠久的美国周刊,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来评出过去两个世纪中最有害的十本书。”隐匿了不该省略的信息,《人事》杂志是持保守派立场的杂志,那些所谓专家学家不是随机抽取的,而是“15位保守派学者和公共政策领袖”。选出的十本书如下:

1,共产党宣言;2,我的奋斗;3,毛主席语录;4,金赛性学报告;5,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Education)作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6,资本论;7,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8,实证主义哲学(The 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作者:奥古斯特?孔德9,善恶之外(BeyondGoodand Evil)作者:弗里德里希?尼采10,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General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

美国保守派和基督教关系密切,并非纯然“保守主义”派,这份评选结果明显反映教会立场。在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下,美国教会被驱逐出公立教育体系,教会对杜威结怨甚深。如果让没有教会背景的学者来评选,杜威和孔德肯定选不上,而柏拉图、卢梭、《君王论》、《圣经》、《古兰经》可能入选,它们的后果在历史上显而易见嘛。如果评委多几个汉学家,商鞅韩非子有机会当选。

其次,刘军宁对杜威思想的定性难以服人:“杜威思想的流行必然从源头上动摇基于信仰的美国秩序。其破坏力危害性由此产生。杜威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建立的秩序的颠覆者。对这种秩序的拥护者来说,杜威当然是有害者。”《人事》杂志在评选结果中对杜威的评语中说:“他的观点极大的影响了美国教育的走向——特别是公立学校——帮助孕育了‘克林顿一代’。”克林顿及其同龄人并未如刘军宁所说颠覆了美国秩序。强要说颠覆秩序,那么克林顿、乔布斯、比尔盖茨们在废墟上建立全球互联网秩序。

“基于信仰的美国秩序”的表述也不成立。教会对美国社会秩序有贡献,但美国政治秩序不依赖于宗教信仰,而是建基于宪法信仰。建国者们吸取了欧洲历史上教权专政的教训,例如加尔文教在瑞士的极权统治,距离美国建国相去不远,加尔文教又是美国主流教派,不能不严加防范。建国者们特意把宗教用词从联邦宪法中剔除干净,以保证美国政治的世俗性。

无论胡适之于中国,还是杜威之于美国,有害是不成立的。刘军宁文章结尾处作先知状,反而泄露了信心缺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思想界能认清杜威思想的危害,那就说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就终于超越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水平!”

事实上,杜威与白璧德争论的一些命题,中国历史上反复争论过,墨子与杨子、孟子与荀子、朱熹与王阳明。白璧德与杜威的分野,很像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分别,前者强调天理,后者强调实行。杜威与王阳明两人思想尤其相似,都强调知识与实行密不可分,知行合一,但两者有细微差别。王阳明说:“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而杜威则说:“生活就是教育”。知、行的先后、因果关系不同,这种不同又是中西传统文化主旨差异的反映,中方以力行为目的,西方以求知为目的。杜威另一位著名华人弟子陶行知,原名陶知行,一看即知服膺王阳明,师从杜威之后更名陶行知。

王阳明承认不学而知的良知,杜威看重后天习得的新知。王阳明针对宋明士人空言心性、耽于词章的流弊,杜威针对古希腊以来欧洲知识界的纯粹思辨传统,文化氛围不同,言说有差异,但结果相同,最后都落实到实践。杜威不言良知,并未反对良知,王阳明不言经验,并未反经验。两者有分别没有分歧。

王阳明和杜威都格外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与之相反,白璧德、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受教育者的客体性较为明显。传统的教会教育、应试教育,更加忽视学习者的主体性。中国人对王阳明的批评,与美国人对杜威的批评如出一辙,担心培养出道德败坏的国民。确有某些王学末流有违公序良俗,例如李贽,确有某些杜威教育法培养出来的政治家私德有瑕疵,例如克林顿,但是距离社会秩序变乱的阈值遥远。王阳明和杜威都不主张毁弃传统文化,另创美丽新世界,社会对异端的制衡天然存在着。

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完全被无视,才是风险巨大。甲申之变、己丑之变,真正的罪魁都是非我族类。一定要说是自己人干的,那么对于己丑之变,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用大,还是胡适陶行知的杜威学说作用大呢?恐怕前者作用大吧,南京政府取消修身课,代之以三民主义,施行了一代人功夫。中共建政至文革,又是一代人功夫。国民气象新之又新,但国运每况愈下。新民说、三民主义都跟基督教有关,基督教本质上是激进主义,而且是现代各种激进主义的源头,每一次激进主义狂飙都是“基督再临”的重演。

虽然白璧德同情基督教,但仍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朱王、白杜不是敌对意识形态,而是对立的学说,不妨兼收并蓄。杜威对极权主义是积极应对,白璧德是消极应对。如果回到新文化运动现场,白璧德的消极策略显然更可取。当时国人对儒家、基督教等东西方的传统文化认识不清楚,年青人被新鲜时髦的言辞所迷惑。而现在情势大变,儒家固有的自由主义属性已被确认,同时儒家几乎被连根拔起,已经没有保守的资本。如果还在抱怨杜威有害,外援不力,内应不依,那么面对真正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唯有坐以待毙。


比我会讲道理的人多了,我只想告诫一声:勿以教会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历史上的教训太惨痛了。读刘军宁的文章令我想起年青时的梁启超,很不好的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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